股民客户：尽管人口是影响宏观经济的中长期变量，且人口流动相当缓慢，但短期观测人口流动的痕迹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经济区域格局的细微变动。从2017年人口数据来观察，中国区域格局三大变化值得关注：
【1】“东西差距”正在转向“南北差异”，东北、西北和华北的人口明显出现净流出。在传统的“东中西”区域视角下，2017年中部、西部省份常住人口增长迅猛，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。若以“秦岭-淮河”一线做南北的分隔线，会发现常住人口增长集中在中国南部，而北部省份明显偏弱。因此，非均衡发展的态势仍然存在，只是表现形式正从以往的“东西差距”转向“南北差异”。
【2】东南沿海省内“双子星”城市格局正逐步演进和变异。闽粤苏浙成为中国最发达的“带状”经济体，从2017年人口变化来观察，福州与厦门可谓是最标准的“双子星”城市；深圳和广州组成的“双子星”开始“向外扩散”，构建区域高地；江浙两省“双子星”城市则出现变异，人口流向出现明显的转变。
【3】内陆腹地省份的人口部门面临“向心集聚、外围收缩”态势。内陆腹地的省会及省内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较2016年进一步提升。再将人口自然增长与迁徙流动拆开，郑州、长沙、武汉、贵阳和南昌等城市人口流入迹象明显。在人口“向心集聚”的同时，外围城市人口迁徙流出更值得关注。
总体上看，以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已经步入后期，城市间人口流动的规模将逐步扩大。人口的净流入或净流出，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区域经济的盛衰。人口净流入的地区，或有产业发展作支撑，由此带来就业机会，或有社会福利等优势。
从投资的角度看，应该配置人口集聚城市的房地产或相关产业。因为人口的集聚也会带来其他要素的集聚，而且，中国人口集聚的过程正方兴未艾。中国今后一定会出现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的铁锈地带（the Rust Belt），即美国东北部传统制造业和钢铁业基地逐渐衰败。
一般而言，三四线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将不断减少，且未来必然会出现常住人口的减少，大都市圈的人口会不断增加；省会城市或大部分“计划单列市”的人口还将继续增加，对中国GDP贡献比重也将不断提高。因此，投资地的选择应该由过去的“面（如西部大开发）”到“线（如粤港澳湾区、杭州湾湾区）”，今后应该到“点（都市圈）”。
人口流动新特征从过去“向东”到如今“南下”
截至2018年4月中旬，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中，除云南外，30个省市区先后公布了2017年末常住人口的数据。其中有24个省市区常住人口增加，常住人口下降的省市分两类，一类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，或是受人口总量控制等政策因素影响；另一类集中在东北，黑龙江、辽宁、吉林三省常住人口明显下降，也沿袭了近年发展态势。
长期以来，宏观研究习惯按照东、中、西以及东北四大区域来划分中国空间格局。在这样划分的背后，其实存在若干原则，例如各个省份与东部海岸线的远近距离，二是经济发展的水平，三是完整的行政区划。
例如东部地区主要是包含东部海岸线的省份，类似辽宁省，在出现“东北”区域划分之前，是归入东部区域的。再如中部六省，则是与东部海岸线中等距离的内陆省份。长期以来，“东中西”的划分方式，能够脱离出省的范围，利用更加宏观视角，比较中国区域发展水平。
但若以“东中西”的视角来观察2017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减，似乎能得出中国人口区域分布趋于均衡的论断，例如中部的安徽、湖南，西部的广西、四川、贵州人口增量排名靠前，增长势头更加迅猛。
但假使以“秦岭-淮河”一线做中国“南北”区域的大致分隔（由于新疆、西藏两区情况相对特殊，暂不考虑这两区情况），则会发现一个较有意思的现象，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南部，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前三位的分别为广东、浙江、安徽，均可算作是南方省份，而北方省份常住人口的增长明显偏弱。
因此，换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区域格局就会发现，非均衡发展态势仍然存在，只是表现形式或从“东西差距”转变为“南北差异”。
